1月中旬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刊发了一则“寒门博士之死”的报道，引发坊间热议。据该报道，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杨宝德于年12月25日溺水身亡，警方认定无证据表明系刑事案件。根据杨宝德于其导师之间的聊天记录，以及周围人的反映，杨生前常被导师要求帮忙处理私人琐事。

根据现有证据，无法判断与导师的关系就是压垮杨宝德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但从某程度上，它至少折射出了中国高校里导师与博士生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。一项名为《中国博士质量调查》显示，60%的博士生承担了导师一半以上的课题。“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，成为一些博导为何愿意多招生的原因所在。”这份报告同时指出。

本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的导师，为什么会演变成“老板”？博士与其导师之间是怎样的“雇佣”关系？象牙塔里的师生关系究竟被异化到何种程度？我们走访了一些博士、导师和教育专家，试图解开这些问题。

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赵蔓原本对自己的人生有着精心的规划。

临近毕业前，她一边投入博士论文写作，一边奔向北京各大招聘会。终于，一家北京排名前四的高校看中了她，愿意为她提供了一个行政岗位——这是她过去28年来，最充满希望的时刻。

年6月19日，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内，届博士生们正在参加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。（CFP图）

一切在年5月的一天戛然而止。

导师突然通知，由于博士论文不符合要求，她被拒绝参加论文答辩，需要立刻进入延期毕业程序。

延毕通知仿佛一道死刑令，赵蔓全盘的计划被打乱了。这意味着，她无法毕业，更无法按期上岗。“就突然告诉你，你不能这样走”，赵蔓回忆，“那一刻，我的人生仿佛脱轨失控了。”

情绪崩溃的赵蔓，生理上也跟着出现了剧烈反应。整整一个月，她呕吐、腹泻，“吃什么吐什么”。夜里也无法入睡，脑袋里只冒出“退学”、“完蛋”、“啃老”......

近几个月以来，有关高校师生关系的热点事件层出不穷，“教师性侵”、“博士抑郁”的新闻接踵而至。这些新闻的集中爆发让赵蔓找到了共鸣与安慰，但同时也觉得有些不安。直到年1月，一篇“寒门博士之死”的新闻引爆舆情后，她才发现，事情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。

“寒门博士之死”的事件主人公杨宝德。（CFP图）

赵蔓对《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》记者表示，杨宝德之死引发了博士圈内的激烈讨论，大家一面表达同情，另一面也对自己的处境颇为焦虑。圈内的典型意见是，无论是杨宝德之死，还是此前沸沸扬扬的北航教授陈小武性侵事件，某种程度上，都折射出中国高校里部分导师与博士生之间存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。

权力不对等让极个别在读博士成为了绝对弱势的群体。他们发现，权力阴影下，这个群体被扼杀的不仅是应有的权益，还包括建筑其上的尊严感、阶级跨越的努力，乃至弥足珍贵的生命。

“我们不是要吸引眼球。”赵蔓强调。他们更希望看到的，是舆论最终形成一股倒逼力量，迫使有关部门能尽快从制度上出发，形成对高校导师权力的制衡。

“导师让我当众吃别人的剩饭”

细细回顾读博生涯后，赵蔓发现自己过去三年与博导的互动中，隐隐有些不对。

赵蔓的导师60多岁，长相普通。赵蔓记得，博士面试时，导师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，俨然电视剧里儒雅的教书先生，“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”。

随着与导师的交流增多后，赵蔓渐渐发现，外表温和的导师有着相当强的等级观念和父权主义色彩，“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直男癌。”

赵蔓记得，导师曾当着学生的面，明确表示过自己不接受学生引用或认同其他导师的专业看法，更直言“只要你听话，一切都OK”。在赵蔓的理解中，这意味着，无论在生活还是学术场合，作为学生都不能公然提出反对意见。

过去三年，赵蔓小心经营着与导师的关系，保持着若远若近的距离。她相信，这种拿捏有度的距离有助她避开和导师潜在的很多冲突，是一种自我保护。

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年的一项研究发现，47%的博士生情绪低落沮丧，有抑郁倾向。许多人无法按时毕业，滞留在博士学位的时间长达5-10年甚至更长。（网络图）

然而，此法在入学一年后被证明失效。在导师的威逼下，赵蔓不仅没能躲过冲突，甚至备受屈辱。

年6月的一天，导师带着包括赵蔓在内的几位同学一同出席了北京的一个研讨会。午餐时间，大家围桌而坐，导师坐在了赵蔓的对面。开了一上午的会，饿得发昏的赵蔓迅速把盘里的饭菜吃完了。而坐在她旁边的同学由于正在减肥，盛好的饭菜剩下了一大半。

赵蔓收拾好碗筷，起身要走时，导师一把叫住她，“你把它们都吃了，”她记得导师这样说。

“那种语气是不容反驳的，”赵蔓对《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》记者回忆，她当时很诧异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导师会让自己吃别人剩饭。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尴尬起来，导师的语气和表情让她意识到这不是在开玩笑。最终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赵蔓把对方吃剩的残羹冷炙拨到自己碗里，象征性地吃了几口。

整个过程中，导师没有叫停，旁边的同学也没阻止。“我就这么吃了下去，”赵蔓说，如今她已经记不得事情是怎么收场的。但那种深入人心的羞耻感，至今挥之不去。

当天晚上，赵蔓照常给妈妈打了个电话，无意中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她。妈妈不仅没有给她安慰，反而觉得女儿不争气，“怎么让你吃你就吃！咱怎么就屈辱到那份儿上了。”

赵蔓没有辩解。在她看来，只要不激怒导师，顺利捱到毕业，吃几口别人的剩饭也不算什么。

高墙下的集体沉默

事实上，为了顺利毕业，许多博士在遭遇导师的威逼及压制时，选择了缄口不言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志权认为，这是由于在中国教育体制中，“学徒制”形成了强大惯性，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”的伦理基础根深蒂固，这导致很多学生不敢冒着“大逆不道”的道德风险，投诉导师。

学术圈著名公号学术志创始人、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师郭泽德对此深有体会。四年前，还在攻读博士的郭泽德，由于学术压力太大，创建了一个以关爱学术群体为核心主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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